九十年代的上海，是我人生中撕开的一条裂缝，离开故乡十年的时间，形成了断层。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集体记忆，从人物，演员，背景，到食物，场景，无不带来共情和共鸣。而这些集体记忆就如同一个个幽暗的通道，延伸到只有我自己，和那些渐渐离去的人，个体的隐秘的记忆。那就顺着那一个个个人的记忆通道，讲述《繁花》之外的花花世界里的故事。
小时候和母亲走过外滩，母亲总是会指着一栋大楼，告诉我：“这里是少华舅舅工作的地方。” 我只知道少华舅舅在外贸局工作，说不出具体的大楼名，看了电视剧《繁花》，才知道这楼是外滩27号。原来，少华舅舅和汪小姐和金科长，更不可思议的是爷叔都是同事呢！
少华舅舅是母亲的堂兄，但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少华舅舅的父亲，也就是母亲的大伯，是领养来的。从前的福建人有个习惯，在自己生儿子之前，先要领养一个儿子。母亲的大伯就是太外婆按照这样的习俗领养来的。养大之后，这个大儿子就要出门赚钱。母亲的大伯，我也叫他外公，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上海滩远洋轮上的大班，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据说是去了台湾，小儿子便是少华舅舅。少华舅舅没有孩子，所以对待我们几个亲戚家的孩子就特别的亲切。
我读高中开始，就常常去请教少华舅舅英语。去了总是少不了留我吃饭。舅妈做的菜肴虽然高级又好吃，但吃饭实在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餐桌上的规矩让我时常不敢大口吃喝，记得最深的就是骨头一定要小心翼翼地放在骨盆里。等一顿饭下来，我请教的英语都差不多忘光了。
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渐渐打开。尚在读中学的我，从少华舅舅那里，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条开门的缝隙。少华舅舅还会送给我一些小礼物。比如，圆珠笔，笔记本，年历。这些都是国外朋友送的，设计精美的小文具。在当时，外商送礼物常常送圆珠笔，和后来的小点心，小化妆品不同。那些小文具，也足以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了。
电视剧中所说的外贸局里的外事规矩，是很真实的存在。而陷害汪小姐的人，正好抓住了一条致命的把柄。
我回国那一年，张园拆迁了一部分，少华舅舅家就在拆迁范围。搬走之后就没见过少华舅舅。大约十年前，据说他的妻子得了乳腺癌去世，之后几年他也离世了。没有子女的他们，将房产留给了最后照顾他们的同事。
黄河路的火爆是不是从1993年就开始的，暂且不说。但夜上海的中心一直在不断地移动、更新，这一定是事实。从乍浦路到黄河路，从新天地到衡山路、茂名路、吴江路，就像一条流动的曲线，差不多几年重心就会移动一下。而动力来自食客的求新求奇，以及商业活动的起落。
看到《繁花》中的至真园，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新天地的致真饭店，一家海鲜为主的饭店。一看店名就知道是上海菜，或者上海人开的饭店。因为致真的店名本身就是上海话，意思是地道，标准，靠谱。曾经有好几年，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安排来上海开会的同事到这里聚餐。后来看了介绍说剧中的至真园就是黄河路上的台圣园。而如今，因为电视剧的热播，这家酒店也再度热闹起来，预约已经排到了半年以后。
说起台圣园，在上海还不止是黄河路的那一家。金桥碧云社区的那家，便存放着我和外甥女，侄女，还有自己家的两个孩子童年的快乐时光，我同时带着舅妈，大姨妈和妈妈的头衔，带着她们出去觅食。有时候，还会有人问：你那么多孩子？当时，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有两个就很异类了。我当然为自己有“好几个孩子”骄傲的。那家店里记忆最深的好像是那份葱烧芋奶。
剧中提到一家红鹭餐厅，我猜可能是当初的鹭鹭酒店。鹭鹭酒店现在开在延安中路的老洋房里，如果开车从延安高架由西向东经过，就可以看见被半遮掩的鹭鹭招牌。它是我邻居的麻将搭子开的饭店。两个姐妹从日本回国，每天除了打麻将无所事事，于是开了这家饭店。当初只是成都路上自己家的门面小餐馆，渐渐扩大规模，在上海有了几家门店，又慢慢收束，只留下一家。可以说，这家饭店能算得上是上海摊上为数不多的长命饭店了，从1990年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经营。
我舍不得离开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温暖阳光。卧室的飘窗被我整成了一个小窝，这里是整个房子阳光最好的地方。蜷缩在这里，一边享受太阳的滋润，一边读书，写作，一如克拉拉在橱窗里，等待着太阳穿过层层大楼的阻碍，照射在它的身上。
最容易被抛进阴暗里的，要数演艺人了，红极一时也不过那么几年，常青藤几乎是凤毛麟角。新人很快就会替代旧人，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不知去向。而王家卫却把那些消失的风景再次带回到了我们的视线，盲盒像套娃，揭开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首先出来的是爷叔。我只晓得阿宝找来了一个师傅，却不知道他居然是游本昌。简直不敢相信，以至于去网上确实。我们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济公，以九十岁的高龄出演爷叔，丝毫没有倚老卖老，演技可谓一绝，令人唏嘘不已。
消失了几年的阿庆，上海人的“老娘舅”，把葛老师演得活灵活现；菱红，居然是那个新媒体最先锋的网红papi酱。再去葛老师的房子看看，打开门发现一个个都是记忆里的精灵，他们都做了葛老师的房客。
那个有点不讲道理的钢琴老师，果然非孔祥东莫属。雪藏了十几年的委屈似乎通通发泄出来了。记得二十年前刚回上海的时候，是他的钢琴学校带给孩子们音乐的启蒙。虽然儿子不喜欢，没有继续学琴，但我还记得两个孩子去菊园实验小学的发表会上，孔老师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可是没过多久，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开的音乐学校也成了外语小学，学校本身不断地提升，附近的房子成了最吃香的学区房，房价蹭蹭蹭地往上涨，但和孔祥东没有一点关系了。中国的钢琴界只听得到朗朗，好像从来没有过孔老师。《繁花》里再见孔老师，即使是很少的戏份，也让人惊喜不已。好似故人重逢。
还有一个租客是陈逸飞的弟弟陈逸鸣扮演的画家。剧中的陈逸鸣似乎有点穷困潦倒，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要对着房东狠三狠四。他画的是十八岁的马伊琍，又拖拉出一段往日的交情。
不知道是否墨镜王对陈逸飞情有独钟，还是陈大师的作品特别应景，黄河路上的至真园里，民国服饰的美女名画被大光圈虚化之后，衬托着李李略带神秘、笃定，甚至不可一世的表情。而我每天处身于陈逸飞设计的景观之中，如同接受天地之灵气一般接受着艺术的熏陶。
即使艺术品有时候也和艺术家一样总是容易备受磨难，无法完好如初，以至于潘经理的前夫已不再是我的邻居，我依然可以在每次路过池塘边的时候想起大师生前带着幼小的儿子在这里玩耍。即使没能力收藏大师的作品，而以虚化背景体现出来的视觉盛宴是《繁花》给我的一个惊喜。
葛老师说：这栋楼是单相思楼。艺术家们本来就是右脑转得比左脑快，情感丰富感情细腻至极，单相思或许就是灵感最好的催化剂。
《繁花》就像太阳照进了老洋房，让封存已久的vintage在室内软装的烘托之下焕发出灵气，无声地述说着陈年往事，视觉唤醒了沉睡的记忆。
《繁花》的播出，带出了很多个喧嚣的热点，尤其是黄河路，冷清了那么多年之后，又开始挤满了人，不管是吃饭的还是单拍照留念的，熙熙攘攘。和平饭店推出了繁花里的套餐，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套套餐，或许其中就有泡饭。就像当初和平饭店里的老年爵士队，均由解放前的老年乐手组成，套餐的内容也是越老越有腔调。估计今年的情人节，除了玫瑰花，情人节套餐还要主打一个泡饭主题。不过，先得把话说清楚，宝总吃了玲子的泡饭，两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情人节与两情相愿也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阿宝出生在思南路，成长在淮海路，巨鹿路，进贤路，这里都是他的生活圈。原著中他和沪生相识在茂名路淮海路的国泰电影院，但是剧中即没有沪生，也近乎没看到思南路，淮海路，巨鹿路，只有进贤路。这几条马路也曾经是我的生活圈，想来阿宝的年龄应该和我相差不大，也就是和我的几个邻居阿哥们差不多大，也难说在那个时代，曾在这几条马路上擦肩而过。所以，这部剧也就成了我们这代上海人最热衷的集体记忆。
思南路的邮局，是上海最有名的邮局之一，是我从初中到高中几乎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的母亲工作的地方。巨鹿路的名气当然不局限于现在的小酒吧和时尚饭店，还有菜场。周末想到了就会和老公一起去那里买菜。一条蟒蛇，从笼子里抓出来，杀死，剥皮，切断，还在动，惊心动魄，拿回家的任务必须是他干的。
巨鹿路走到延安路，转个弯就是卢湾区产院，解放前叫中德医院，解放初期是和红房子产院一起的上海四大产院之一，现在属于俏江南旗下的慧公馆。从我母亲开始，三代人都出生在这里。进贤路附近有一所学校，当初是机械专科学校，专科类学校中排名最前的工科学校，现在已经并入上海理工大学。我最好的朋友就在里面读书，所以我经常会去找她玩。
机专的食堂，图书馆还有浴室，我都经常光顾，俨然是这个学校的人。食堂里的那碗番茄土豆卷心菜汤，鲜美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舌尖，有点像没有牛肉的罗宋汤，奇怪的是没有荤腥居然也那么好吃。我经常冒充他们学校的学生，去浴室洗澡。那个年代都是公共浴室，条件没有学校里的好，而且贵。但假装的事情因为心虚就会穿帮，所以被那个管浴室的戴眼镜的丑女人抓住过。后来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即使后来我成了这个学校老师的媳妇。
图书馆在一栋老洋房里，平时不学习的我到了快考试前一个月就开始自习，不在自己学校，而是跑去和不是一个专业的好朋友一起备考。难怪同学的老师成了我的老公。
雪芝和阿宝的戏，总是在氤氲的氛围里，透过公交车站的薄雾，结露的彩色玻璃，渲染出一种特别温馨柔和而美丽的氛围。这是王家卫的镜头里常常会出现的暖色调和朦胧感。除此之外，还有27号里那扇被老虎灶上的水汽遮住的玻璃窗，透过这扇模糊不清的玻璃窗，视觉里的人间情暖可以一直温暖这个冬日的整个夜晚，也重温了我的青葱岁月。
冬天的温暖，源自一早一晚的呵护。早上，做好了热乎乎的早餐，和家人一起围着桌子给沉睡了一个晚上的身子添加能量。最近我常用浓汤来给家人暖胃。我做的是南瓜浓汤和花菜浓汤。花菜的有趣在于，明明是蔬菜，却有一股海鲜的鲜味。据说花菜中有一种成分和海鲜相同。神奇吧，精髓总是隐藏在肉眼无法看到的内在本质里。本质相同了，无论是海洋里的，还是陆地上的，滋味都会相同。
晚上，还有几集《繁花》可以刷。它在这个寒冬带来夜晚的暖意。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乡音，以及鱼贯入场的各色人物中，带来了故乡的风，乡土的气息。
“宝总，诸暨去过没有啊？” 做高仿T恤的麻老板原来是诸暨人，真是有点虐心。
五岁之前，我每年都要去的祖父母家，就在诸暨。虽然在诸暨的时间不长，我的童年记忆里装满了诸暨的往事。老宅，伙伴，叔叔，爷爷，房子背后的小山，山脚下爆出来的笋尖，菜地里的四脚蛇，开满莲花的池塘，听得到声音的电线杆，甚至我还记得那条爷爷去种地的路。
五岁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诸暨。直到十年前，我带着父母，和全家开车重返故乡的老宅。我早就听说，现在的诸暨今非昔比，各家都在开工厂，做生意。袜子便是诸暨特产了。果然，曾祖父兄弟家的子孙，把我们一家带去了他的仓库，库里堆满了针织用的线团，估计和麻老板一样经营着做纺织品的工厂。
起先，看到那个纨绔子弟的魏总，也是和汪小姐一样把他当作怪东西，结果，人家说他是海宁的貂王。一说海宁，就突然拉近了距离。奶奶的娘家就在海宁，小时候也去过几次，拜访了七大姑八大姨。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那里是先富起来的地方，出现来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奶奶的亲戚中，就有一两个万元户。因为海宁的主要产业之一是养蚕，丝绸织布是当时很火的产业。他们把蚕丝被送到上海来销售，上海人除了平时用的被面是蚕丝被（当时不用被套），红白喜事都要送蚕丝被。所以，对于海宁的蚕丝被商人来说，上海有着非常大的市场。后来，就如老魏总的伙计们用海宁话劝魏总回去继承父业那样，海宁商人开始做起了皮草服饰。我小时候叫着哥哥姐姐的那些人，这几十年都在不断地打拼，《繁花》里的魏总范总这些人，似乎说的就是他们。
出国的十年是我在上海的（准确地说是中国）一个断层，即使回了国，也无法合拢。这些亲戚，哥哥姐姐们，回国之后也没机会再见，各忙各的。小区里也住着很多浙江人，每每听到有人走在我后面，说着浙江话，我就想，说不定我的那些哥哥姐姐里，有人和我住在一个小区呢。
有时候，剧中还夹杂着小宁波的宁波话，范总的杭州话，香港厨师的广东话，台湾商人的台湾腔普通话，各路人等带着各种口音和方言，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也让上海这座城市充满生机。不像现在，千篇一律的普通话，我不问，就认不出你从哪里来。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才有灵魂啊。
上海，除了长江的砂石冲击海岸，堆积成的土地上生活着的原住民，本就没有上海人。开埠之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上海人。停留的时间长度，渐渐决定了后来者的心之归处。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是住了十年的国外，还是童年里记忆最深的诸暨，抑或是语言习俗，成长教育一路走来不能离开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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